根據去年年底，由教育局交予立法會的報告中提到，教資會對八大院校的經常撥款建議達到每年 202 億港元。團結香港基金教育及青年研究主管郭凱傑在《經濟通》上撰文分析，指出資助大學學士學位成本約為 28 萬港元，而政府目前免審查資助本土學生每年 24 萬港元的學費支出，同時自資學位花費每年 10 萬多港元的學費，卻接受著參差的教育質素。這個情況，完全地反映了香港教育制度的資源分配不均，以及「成王敗寇」的社會階級意識。
郭凱傑提出，自資院校雖然淨學費高出許多，但課程的實際成本卻差上了接近 3 倍。在資源受限的情況下，自資院校甚至選擇性開設一些低成本的課程來彌補成本。而如此一來，對於學生來說百害而無一利。教育局為成績更出類拔萃的學生設置各種獎學金，對於學業成績較弱的學生卻置之不理，完美地詮釋了「菁英主義」的實現。而隨著近年政府的教育政策蓬勃發展，自資院校的成長相當急速，香港教育學院及恒生管理學院亦相繼被正名成大學，但上述的資源分配問題卻不見有改革的兆頭。
國外應用學科不但在收生率比香港優勝，社會地位亦不比學術性學科為差。然而香港卻對學術性學科重視有加，而較易融入社會工作的應用學科反而不受待見，更淪為次等課程，這個情況在副學士學位加入香港資歷架構後更為明顯。如安老服務業、鐵路工程、航空工程、建造業等課程面臨人力資源短缺的情況。教育政策不但未能有效推廣這些課程的重要性，以及提升行業形象，就是針對這些長久沒有足夠人力資源的應用學科投放更多的資金亦未能做到，讓學術性學科的市場需求不斷增加，連教育界也要產生出馬太效應。
醫科、法律這類型「人中之龍」才能讀的學科撇開不談，工商管理、會計、精算這些被稱為理想的學科的就業前景卻是堪憂，市場對於人力資源的供應沒有特別大的要求，就是成功就業也缺乏晉升前途。公關、風險管理等學科畢業生更是根本不乎合香港的就業環境，就是有專業部門的都是些有能力招攬國外人材的大企業，踏入社會後能實踐所學的學生少之又少。然而香港學生普遍還是思想上不能接受應用學科，間接形成了香港社會不同行業的就業斷層。再說，就是差了那麼一、兩分不能經聯招入讀學士課程的學生，不少也寧願入讀副學士等課程再爭取轉入資助大學的機會而放棄自資學位，某程度上也是教資會分配資源過於不均所造成的。
郭凱傑在文中提到最需要政府資助的學生正是那些成績稍次的學生，理論上就是自資學位的目標客戶群。他建議透過資助提高自資課程的競爭力，不僅有助於提升院校的可持續性，而且對達致教育平等有所幫助。自資院校由於學科彈性比較大，也較能針對社會需求作出調整，更具實際性的業界人材培育也能在自資院校實現。總而言之，隨著社會結構的轉變以及學術水平的整體提升之下，改變香港學生仍抱有「神科至上」的固有思識形態，以及摒棄行業的階級思想，再配合政府的教育政策給予應用學科及自資學位的宣傳和資助，才是讓香港社會全面發展的關鍵。或許到時，我們便不會再為每年公開試出了多少滿分狀元而舖天蓋地地宣傳，但也不會再看見因為考不上大學而自尋短見的考生了，這難道不才是我們樂於看見的事嗎？
Source: 教育局報告（在 2019/20 至 2021/22 三年期內 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大學提供的經常撥款）
Text by Fortune Ins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