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撰文表示，將今年中國GDP增速目標定為6%以上是合理的，目標定得高一些將有助於鼓舞士氣，激發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如果不出現「黑天鵝」或「類黑天鵝」事件，中央所說的今年經濟「整體回升，形成一個獨立的向上運行軌跡」是可以期待。
余永定稱，除基期很低外，中國今年經濟增長有望出現較強反彈的更重要原因，在於中國實行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仍有較大空間。首先是財政政策空間，儘管中國地方債務問題嚴重，但根據IMF數據，中國政府債務（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對GDP之比為71.5%（2021年10月）。與中國相比，日本國債對GDP之比為262%、義大利151%、美國137%、西班牙118%、新加坡118%、加拿大113%、法國113%、歐元區95.6%、德國69.3%。考量到中國的高儲蓄率和良好國際收支狀況，他認為中國的財政狀況仍優於大多數先進國家。
其次是貨幣政策空間，作為最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的準備金率，中國的準備金率目前為11%；美國的準備金率自2020年3月就已降至0%。其他各種政策利息率如7天回購利率為2厘左右、1年期中期借貸便利（MLF）利率為2.75厘，目前仍有下調空間。相較執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期間的其他先進國家，中國的孳息率曲線亦處於較高水平。
余永定指出，今年中國可能實現的經濟增速不僅與基期有關，且與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速有關。中國去年GDP增速為3%，假設疫情後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速為5%，則今年中國GDP增速可達到7%。他又認為，透過體制改革和結構調整，中國的槓桿率偏高問題（主要來自中國企業和地方政府的高槓桿）是可以解決的，槓桿率較高不應該成為中國不採取具有足夠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的理由。歸根結底，槓桿率的降低要主要依靠提高分母（GDP或GDP增速），而不是依靠降低分子（減少債務或債務增速）來實現。
余永定表示，中國對於今年發生較明顯通脹壓力的可能性，應有充分心理準備，宏觀經濟政策的擴張程度要充分考量通脹形勢的抑制；但也應意識到，為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速，在一定時間內，中國可能需要面臨較高的通脹率，今年如何實現增長和通脹的最佳平衡，可能成為對中國決策者的重要挑戰。
此外，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只是激發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必要條件，中國還必須推進各項改革措施，才能不僅調動國有企業的積極性，調動民營企業的積極性，以及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執行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只是為改革和調整爭取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