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一方面 (在人流、物流上) 使病毒全球傳播，另一方面，以美元為核心的全球化金融系統使「經濟疾病」迅速擴散至全球。全球化和科技的發展終究是造福還是造禍？凡事沒有一面倒的「好」，一個硬幣有兩面，不論是近百年來受主流經濟學家推祟、號稱最有效率推動經濟增長的資本主義制度和全球化，抑或是講求「公平」分配資源的社會主義，兩者都沒有絕對的優劣。世界需要進步，由農業社會到工業化，再到金融化的發展進程中，社會發展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需要。政府的角色和定位需要清淅準確，起碼政府要知道自己應該做甚麼，政策的主題應該是甚麼。
早期階段，社會在「財福均低」的情況下，需要高速的經濟增長去帶動需求、改善生活水平，這需要足夠的「動力」去鼓勵各種商業活動，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大市場、小政府」就是最佳的制度。
中期階段，需要穩定的經濟增長，社會需要由工業轉型至服務性產業，這需要人民質素的提升和知識技術的轉型，社會教育水平的提升成為社會轉型成功的關鍵，此時政府的角色是教育及產業升級配套政策的推行者。
後期階段，當社會已成功轉型，經濟發展已成熟，經濟增長自然會面對樽頸，然而這不應再是社會追求的唯一指標，更不應以「社會成本」去換取額外的經濟增長。
當然，經過多年的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社會資源已無可避免地「歸邊」，造成嚴重的貧富差距。當社會出現向上流動的斷層，即低端者已無法向上流，形成資本階級化。若制度仍然維持高度市場化，「以錢搵錢」的速度將會遠高於一般人的工資，兩者的差距以十年甚至數十年計算，資本家將會成為永恆的贏家，而普通人將會成為遊戲的長期「輸家」- 低端人口。
若制度 (遊戲規則) 不變，低端人口會不斷增加，最後連中產階級也跌入低端人口，社會大部份財富集中在0.1%的富人手中。這對低端和極高端階層人士而言都不是一件好事，因為此結構將造成社會的極不穩定。在相對「民主」(或追求民主)的已發展社會，若絕大多數人都是低端人士，極少數的高端階層人士雖擁大量財富，卻面對社會的不穩，繼而將財富配置海外，甚至連人帶錢離開。至於低端及未及高端的人士，這當中甚至包括一些專業人士和人才，他們亦將慢慢被其他國家所吸納。這將是社會由盛轉衰的過程和結果。
因此當社會開始進入發展成熟的階段，政府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參與社會的資源分配，在相對已壟斷和資本霸權主導的社會下，適當運用平衡的制度和政策支持中層和低端社會人士，使不同階層向上流動的階梯不至完全斷裂。大企業也應盡量配合政府的「平衡政策」，放棄完全「謀利為本」的商業經營模式，減少與中小企和低階人士直接進行資源競爭，否則唇亡齒寒。
一個成熟的社會，產業與產業之間已形成一條產業鏈，是一個商業生態圈，正如業主、商場求神拜佛都應該希望租客不要做不住，因租客是「營運者」(Operator)，若他們的生意搞得有聲有色，將直接為業主的物業資產增值，因此在逆境中業主和租客應一起想辦法，有視野的會明白大家是坐在同一條船上。「幫助別人取得成功，同時自己也將會獲得成功」是今天社會的成功之道，也是唯一的出路。
今天的香港，已步入末期的階段，希望大企業和大家族的二、三代能明白這個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