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派錢，必須要做，而且要快，否則會帶來連鎖反應，後果不僅只是經濟衰退，更會掀起下一波經濟危機。
中小企無生意，一段時間後資金鏈斷裂，自然就會結業。中小企結業，市場就即時會有一大班人失業，失業率短時間內飆升，而最大問題是，香港物價仍然高企。香港是外向型經濟，大部份製造業的原材料及生活用品均來自進口，內地工廠因為疫情問題停產，市場貨品供應減少，進口價格不會便宜，市場物價自然高企。
要留意的是，以上提及的物價還未包括樓價。香港樓價儘管在短期內或可能會少幅下調，幅度應不會多過2-3成，但在住宅數量長遠供應不足的情況下不會有大幅下調的空間。問題是，在失業率上升的市場下，誰最能受惠即將回調的樓價？答案一定不會是一般市民大眾，而是銀彈充足，手持可槓桿資產的大業主/投資者。這種市場整合，將會使香港最有價值的物業資產進一步落入一小撮人手中。
別以為樓市回調，受惠的一定是未買樓的小市民，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短暫的樓價下跌，對大業主/有實力的投資者而言，只是純粹帳面上的損失，卻是他們增持有價值資產的入市良機；而小市民在失業率高企的陰霾下只會更沒條件、更不敢入市，甚至連部份有一兩層樓的中產、中小企老闆亦可能因為經濟壓力而被迫出售手中資產。
年輕時讀經濟，受張五常經濟理論影響，總是崇尚自由經濟，認為自由經濟下的價格機制（price mechanism)才是最有效率分配市場資源的遊戲規則，因為經濟理論告訴我只有「價高者得」的規則，才不會引致經濟浪費，即經濟學上所謂的「Deadweight loss」/ 「Economic inefficiency 」，資源才能最終分配到「最有價值」的人手上。
然而，經濟學中所謂最有「價值」的人只代表他是能出「最高價格」的人，並不代表他是「最有需要」的人。在完全自由市場主導的價格機制下，走到最後，所有資源最終都會落入最有錢的資本家手中。
一個發展中國家要發展，資本主義下的市場經濟絕對有效促進經濟增長，正如鄧小平所講「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可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後，一個國家的長遠發展並不應該純粹追求經濟增長，而更應該投放更多資源於民生和教育。如果一個已發展國家的經濟增長，假設每年4%，當中的3.99%會落入資本家手，而大部份人只能去分那0.01%（正如倫敦、紐約、北上廣深以外城市的人均收入與一線城市之距離），這又有何意義？大部份人根本不能受惠國家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他們可能寧願拖慢經濟增長去換取更「平等」的資源分配。經濟以外，當權者/資本家為自身的利益著想，不應繼續極大化自己的利益，賺盡每一個銅板，置民生和社會問題之不理，因為當民粹主義抬頭，最後必然引致「物極必反」的結果，當社會「攬炒」發生，大家失去的將會更多。英國脫歐（Brexit）便是一實例。
如果我們能夠預視完全市場化的經濟模式走到最後的結果會是「所有資源都會落入最有錢的資本家手中」，那麼我們應該早就預視到貧富懸殊的嚴重及其所引起的社會問題，及早反思問題所在並改善，社會資源應該相對「平等」地重新分配，而不應只管「經濟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
因此，我非常認同大發展商應更主動地捐出更多土地，用以興建更多公營房屋，以滿足市場需求。幫助別人，即是幫助自己。李嘉誠十億十億派的應急錢幫助中小企，從另一個角度，其實也就是幫助自己。試想一下，李嘉誠，香港就是「李家的城」，其集團系內業務遍及地產、零售、電訊、民生，總之香港人的衣食住行都關佢事。如果中小企、零售商倒閉潮發生，市民失業，消費能力大受影響，導致樓賣唔出，商場無人去，商鋪寫字樓無租收，無人去豐澤買電器，屈臣氏無生意，到頭來自己一樣會受到傷害。因此，先不論他本身對香港的感情，在商言商，香港鉅富要在香港「長治久安、千秋萬載」，求神拜佛都希望香港平平安安，香港死，佢重傷；反之，香港繁榮穩定，他比所有人都要賺得更多。因此，他比香港所有人更不想「攬炒」，更緊張香港的前途，這是再合理不過。區區數十億撐住香港，何足掛齒，另一方面，對他老人家來說，更贏得「發財立品」、拯救香港的名號，成功創造了「李嘉誠經濟圈」，反過來逆市下促進了市民於李嘉誠經濟圈消費，這算盤從商業角度都打得響。
當一個人發覺自己賺錢賺得越來越容易，越來越輕鬆之時，要思考一下究竟是誰造就自己的成功，而「他們」能夠生存嗎？如果「他們」是自己的成功因素，當「他們」都生存不了，自己安逸的日子還能長遠嗎？希望世界不會走進資本主義的盡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