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一號，歐盟與中國舉行每年一度的歐中峰會，會後歐盟外交及安全事務高級代表博雷爾（Josep Borrell）以「如與聾人對話」（dialogue of the deaf）來形容會議成果，在外交界而言是相當不留情面的批評。正值中美關係轉差，若投資者希望為其資金尋找一個新的避風港，歐洲共同市場在風險管理上應是其中一個最爲理性的選擇，因此如何「正確」地理解歐中關係，是投資者管理地緣政治風險不可或缺的一環。
「正確地」理解歐中關係︰由與美國脫鉤說起
筆者為何強調「正確」二字的原因有二︰一是普遍的分析均將美國與歐盟對中國的取向合併為「西方」對中國的取向，因此不少分析往往針對美國如何領導包括歐盟的西方社會圍堵中國；二是將英美世界的政治觀套入分析歐陸政治的政治，例如左派政黨必定比右派政黨親中，卻不知現時不論是在歐洲議會，或是德國，對中最強硬的政黨都是左翼的綠黨。
當然，美國對華政策對歐盟對華政策有影響是必然的，畢竟歐中關係不能完全脫離國際政治的大環境及美國霸權體制。另一方面，自從新冠肺炎在2019年爆發後，西方政府對中國早期處理疫情手法大感不滿，在地方及民眾層面也對中國防疫政策抱有微言，影響歐中政治及經濟關係。但早於2013年，代表歐盟成員國首長們的歐盟理事會就已經內部討論「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的概念，表明希望歐盟逐漸脫離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力。而新近歐中關係的政策文件也表明，歐盟對中國的定位本質上與美國––不論在特朗普或拜登年代––均有分別︰歐盟認為與中國在全球議題及管治上雙方是合作夥伴，雙方在經濟及技術領域上是競爭者，而在一些政治人權、及民主議題上歐盟直接認為中國是最重要的「體制對手」（systemic rival）。這種「三為一體」的對華政策幾乎是每一個歐盟成員國的外交官倒背如流的字眼，也算是側面印證上述的外交政策已是歐盟成員國的共識。
最新的歐中峰會︰當「止損」也未能做到
回顧是次歐中峰會，儘管這次峰會成果有限，但至少與會雙方仍是願意談及彼此的核心利益，例如歐盟強調假如中國對俄羅斯有更實質的支持將影響雙方經貿利益及技術出口。而中國在會後也重申希望歐洲可以「形成自主的對華認知，奉行自主的對華政策」，暗示歐盟不應完全跟隨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套。
事實上，正如墨卡托中國研究所（Merics）分析指出，近年來歐中峰會已由一個討論雙方合作空間有多少，轉為雙方如何管理對彼此關係期望，控制對雙邊關係的損害（damage control）的會談。例如在2013年兩方可以為未來7年定下一個合作框架––即《歐中戰略合作議程》（EU-China Strategic Agenda for Cooperation），到近年不論是同等地位的外交政策文件，甚至是會後聯合聲明均一一從缺。特別是2019年歐盟正式提出上述的「三為一體」對華政策觀後，雙方都會談之間的共識愈來愈少︰2020年的峰會歐盟提出有關新疆及香港問題，以及關注歐洲企業在華待遇及網路攻擊，2022年的峰會也將兩方在俄烏戰爭問題、公平競爭環境、對彼此官員的制裁等議題放到談判桌上。以往於過去峰會會強調歐盟與中國在環保問題、經貿合作、投資協議、國際組織改革上的合作，在今日的大環境下似乎也走不過場，甚至連一些介乎峰會與峰會之間的「商務會談」在近年亦不復再。因此，即使歐盟對華整體政策而言亦是「三為一體」，但過去的峰會成果表明，「競爭者」及「體制對手」作為定調未來歐中關係的話語，遠比「合作夥伴」作為未來歐中關係的主旋律機會更大。
歐中關係會否急轉直下？如何理解歐中《全面投資協議》的前景
當然對投資者而言，歐中關係轉差的最大影響，自然是兩年前達成政治協議的《全面投資協議》（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會否正式 「壽終正寢」，直接影響歐洲企業及中國企業在彼此市場的發展前景？只待時機。
事實上，《全面投資協議》對歐盟而言本來就是一個「不能拒絕的提案」，既保障歐洲企業在華投資的實際利益，同時也令中國在雙邊協議上承諾接受一些如勞工議題的國際標準，是「布魯塞爾模式」的終極體現。因此，有部份歐盟官員私下曾不諱言他們難以明白為何歐洲議會要阻止協議通過––當然時至今天相信他們仍有同樣的想法。事實上，不論是歐盟官員或成員國的代表，均認同要處理好歐中關係，關鍵是雙方仍有一定程度的溝通，在核心的問題上求同存異。因此，不論是《全面投資協議》還是歐中關係本身的前景而言，筆者對此仍是審慎樂觀––至少比對中美關係及中英關係而言。
但不少歐盟官員及學者也同時承認，要北京準確地理解「布魯塞爾模式」、歐盟外交政策早已獨立於美國外交霸權、歐盟在外交事務愈來愈「超國化」（supranationalisation）等這些歐盟外交政策2.0的關鍵詞變得愈來愈困難，甚至最壞的情況是北京在部份地區事務上一意孤行，歐中關係將跌入一個不能抱回的新局面。而如何令兩者的思想差距收窄，相信會是兩地政府及商界未來要著力處理的議題，也令投資歐洲既多了一重地緣政治憂慮，也多了一重軟外交的政治意義。
陳偉信博士
Orientis 研究總監
（三之二）
文章轉載香港唯一歐洲投資教育公司Orien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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