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選擇談及以往甚少被香港人討論的英國地方選舉，原因既是因為這場選舉有不少港人身影（例如有香港移民代表自民黨出選），也是因為這場選舉觸及未來英國與歐盟關係。從結果上不但可以視爲下屆大選前瞻，對於與歐盟成員國愛爾蘭邊境問題息息相關的《受難節協議》也是本次地區選舉的一大重點。
英國或再次迎來懸峙國會如何影響歐英關係？
先簡單地分析英國地方選舉。在約翰遜（Boris Johnson）深受「派對門」醜聞影響，以及英國選民普遍視地方選區為對執政黨的一次中期檢討，執政保守黨「一如預期」輸掉這場中期選舉，合共失去401個地方議員及12個市議會的控制權。然而，在野最大反對黨工黨在這場選舉也不算贏家。儘管工黨在大倫敦地區從保守黨上贏得3個自治城鎮––西敏（Westminster）、巴尼（Barnet）及旺茲沃思（Wandsworth），但卻沒有收復英格蘭中部及北部被視為「紅牆」地帶的舊工業區。另一在野黨自民黨則在英格蘭東南部贏得不少議席，更贏得包括薩默塞特（Somerset）這個將會轉為單一行政機構（unitary authority，英國地方行政架構一種）等5個市議會的控制權。至於另一崛起的政黨綠黨，儘管在這次地方選舉仍然沒有得到任何議會的控制權，但贏得比上次選舉多一倍以上的157個議席，成績相當不俗。
而根據英國廣播公司（BBC）按這次地方選舉得票推算，下次國會大選工黨將獲得35%的支持，高於保守黨5個百分點的同時，卻不足以取得國會過半數議席，懸峙國會（hung parliament）的情況可再次回歸英國政壇。然而，有別於上一次的懸峙國會情況，假如一切如英國廣播公司預期，工黨將會是下次懸峙國會的主角（儘管接英國政壇傳統假如兩黨的支持度及議席數非常接近，現首相實際上有較優先的取閣權），但工黨的執政盟友是誰，卻對未來英國政壇及歐英關係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儘管自民黨及蘇格蘭民族黨均屬廣義的親歐洲主義者（反而是在工黨內部一直有不少反對歐洲共同市場的傳統左派聲音），但兩者的「親歐」卻有著不同的演繹。自民黨的親歐源於其對歐洲自民主價值的認同，以及認為英國留在歐洲共同市場對英國整體經濟及社會發展有利，但同時對歐盟逐漸地「聯邦化」存有一定的懷疑。反之，蘇格蘭民族黨的親歐立場卻是希望歐盟能成為蘇格蘭獨立的重要踏腳石︰一是歐盟進一步聯盟化及歐盟更多對地區政府的政策支援及資源投放，可能成為對抗英國政府的手段，二是假如蘇格蘭真正走向獨立時可更直接地盡快加入歐盟及歐洲共同市場，以穩定獨立後所帶來的政治及經濟衝擊。因此，即使兩黨均被歐洲視為更可合作的代表，其對英歐關係的影響從本質而言大為不同。事實上，假如工黨真的「破天荒」地與蘇格蘭民族黨合作，蘇獨問題將成為下一屆政府必然要處理的問題，英國脫歐時在蘇格蘭引入的政治撕裂或會改變蘇格蘭民眾對統獨問題的想法，會否如上次公投一樣仍以留英為多數實未可料。同時，一旦蘇獨成為真命題而非偽議題時，歐盟如何回應也直接影響歐盟內部團結––這在上次蘇獨公投時歐盟回應進退失據可見一斑。
歐英關係更迫切的問題︰受難日協議與北愛協定
雖然英國早前通過新法例取代2011年《英國定期國會法》（Fixed-term Parliament Act 2011），恢復皇室（以及首相）解散國會的皇室權力，但按現時的政治現實除非保守黨內部對約翰遜作嚴厲逼宮，否則距離下一次國會大選仍有一段頗長的時間。因此，上述的情況遠不比以下討論的問題迫切︰北愛爾蘭問題。
根據最新公布的投票結果，支持愛爾蘭南北統一的新芬黨（Sinn Fein）在90個議席中贏得27席，其百分之29的首選票更令新芬黨同時成為愛爾蘭島（包括北愛爾蘭及愛爾蘭共和國）贏得最多首選票的政黨，也是北愛議會史上首次有打著愛爾蘭民族主義及南北愛爾蘭統一旗號的政黨成為最大黨。原最大黨民主統一黨（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則成為第二大黨，但有不少票源流向在聯合主義及北愛問題上更為激進的傳統統一之聲（Traditional Unionist Voice）。至於代表非英國聯合及非愛爾蘭民族主義的北愛爾蘭聯盟黨（Alliance Party of Northern Ireland）在都會區表現突出，成為北愛政壇的第三勢力。
根據《受難日協議》（Good Friday Agreement）及《聖安德魯斯協議》（St. Andrews Agreement），新的北愛首席部長（First Minister）將由最大黨新芬黨提名，而具有相同地位的副首席部長（Deputy First Minister）將由第二大黨民主統一黨提名，而新北愛政府須同時有首席部長及副首席部長在任才可正式運作。然而，民主統一黨是否願意回到北愛聯合政府仍是未知之數，第一個原因自然是面子問題，畢竟從宏觀而言聯英派的總支持度仍比民族主義陣營為高；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民主統一黨早前為抗議《北愛協定》（Northern Ireland Protocol），其提名的北愛首席部長Paul Givan辭去職務而直接令北愛政府難產，因此這場選舉本來就是以廢除《北愛協定》為其中一個選舉議題，基於選舉結果表明部份聯英派的支持者不滿民主統一黨的立場，而投向傳統統一之聲，因此在政治現實下民主統一黨也難以「接受」一個名義上由愛爾蘭民族主義、支持《北愛協定》的政黨所領導的聯合政府。事實上，正如北愛事情大臣盧柏敦（Brandon Lewis）早前表示，他只能盡力遊說各主要政黨求同存異，盡快恢復議會及聯合政府的日常運作。而脫歐機遇與政府效率事務大臣李思銘（Jacob Rees-Mogg）早前表示，假如歐盟不願意修改《北愛協定》，英國或會單方面修改內容以滿足其北愛政策，這自然直接影響歐盟與英國之間的貿易及政治關係。
然而，更重要的是，隨著北愛政府難產風險不斷提高，《受難日協議》所提出的權力共享模式（power-sharing model）也要面對現實政治的樽頸。事實上，民主統一黨及北愛爾蘭聯盟黨本質上均反對這套自《受難日協議》以來所達成的政治妥協，前者更將這套政治協議模式視為對抗英國歐盟政策的主要武器，而後者則視這套制度為固化愛爾蘭內部分裂的元兇之一，因為兩大黨並沒有足夠的政治誘因改變政策立場以保障其行政權力。然而，從歐盟及西方社會的角度出發，北愛爾蘭的和平是建基於《受難日協議》的有效運作之上。一旦《受難日協議》不再受到北愛主要政黨重視，歐盟便要直接面對北愛爾蘭問題所衍生的政治後果，這可包括愛爾蘭的硬邊境問題，甚至令早已沉寂的北愛暴力問題再次死灰復燃，相信這是歐盟領導層沒有想到一場地方選舉可以引發的弦外之音，自然也是未來歐盟處理英國關係必須解決的問題。
陳偉信博士
Orientis 研究總監
（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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