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經濟峰會】在數字經濟浪潮中每個人都會遇到那些問題和機遇？FI特地訪問了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Steven Weber教授，以及愛沙尼亞掌管科技政策的高官Sandra SÄRAV，分享海外經驗。

數字經濟已經成為世界發展的主流，如果清楚未來發展方向，就必定要掌握最新和最深入資訊，才能洞悉未來發展方向，搶佔市場先機。即將舉行的第四屆「互聯網經濟峰會」，將會邀請國際最頂尖的科技專家，分享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資訊。

今年峰會設六大主題論壇，討論金融科技、虛擬巿場、人工智慧、網絡保安、企業4.0等範疇。

Fortune Insight特意邀請了峰會中的兩位講者Sandra SÄRAV及Steven WEBER教授來分享一些對數碼社會及網絡保安的見解

Steven WEBER專訪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資訊學院教授Steven Weber是研究知識密集型產業的政治經濟的專家，他從事的工作涵蓋科技市場、知識產權制度及國際政治多個範疇。

他深度參與了世界經濟論壇網絡安全全球未來理事會、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長期網絡安全中心及美國CNA公司的公共研究院合作開展了「網絡安全2025」項目。該項目主要研究在2025年，全球政府、企業及公民社會將可能面對有關網絡安全挑戰的不同場景，評估世界各地不同持份者將如何應對相關處境，從而讓決策者能參考研究結果。

（ F :FortuneInsight, S: Steven WEBER）

F：未來有什麼重大的威脅？

S：我認為網絡安全問題會日益嚴重，將會越來越多涉及數據操控，而不是數據入侵或洩漏。比起入侵數據，黑客通過對數據的精細操控，可以對企業做成更嚴重的破壞（或者更好的幫助）。在這情況下，受害往往不知道自己最寶貴的資產已經中了「毒」。

F：在 Cybersecurity 2025 這個計劃中最大的發現是什麼？

S：我們對於網絡和數碼環境高度變成各國利益、經濟或者國家安全的戰場感到十分訝異。在數年之前，大家都覺得網絡有希望成為國際的基礎設備，可以超越國土的疆界來代表全人類的共同利益，來進行國際間的交流和討論。但這種信念到今天已經一去不復返，現在的網絡環境已經變得十分保守，這對於數十年以來一直驅駛數碼革命的理想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不幸。

F：社會那一個部分會最受數網絡安全影響？

S：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網絡安全已經對全球任何人都會有影響。最諷刺地，最受網絡安全影響的正好是那群還沒有接到到網絡那三四十億人群。我這樣說是因為他們將來在未來數年進入更加不安全的數碼世界，而他們比起那一半首先進入數碼世界的人來說，更欠缺網絡安全的意識。

F：能夠分享一下你對訊息經濟的一些見解嗎？

S：我們最好記住這個非常簡單又非常重要的事實 – 網絡安全現在是所有人的問題。所有人的意思是指每一家公司，每一個政府以及每一個網絡的用戶。不會有人會幫我們去解決這個問題，科技自身也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很多人都幻想過有人會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但這不會發生。我們要自己去解決這個問題。

F：香港的優勢在那裡？

S：香港的在數碼發展優勢與自身的長期優勢一樣：地方小而密集和富有，是現代文化和政治的十字路口，世界各地的文化和商業資源都滙聚在這裡。在香港你不可能看不到外面的世界，這是連接世界而來的國際視野。

相反，矽谷就是一個非常封閉的地方，它只關心自身的發展而不理會世界的變化，這和香港非常不一樣。

香港的數碼環境的安全性非常脆弱；但香港的優勢，是能夠比任何地方的人，更看清楚未來互聯網的發展，很多互聯網發展的問題都會先在香港出現，而這對企業家而言，就是一個絕佳的機會，為這些問題提供解決方法。

Sandra SÄRAV

Sandra Särav是愛沙尼亞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國際事務總監，負責領導資訊及通訊科技方面的國際雙邊及多邊合作及通訊事務，帶領愛沙尼亞推行Digital 9等科技發展項目。

在出任此職位之前，Sandra負責在愛沙尼亞輪任歐盟主席國時期的團隊中協調該國的數碼科技政策。除了政府部門的工作外，Sandra亦為塔林理工大學塔林法學院的研究員，並在該校教授歐盟法律及電子管治的法律框架知識。

（ F :FortuneInsight, S:Sandra SÄRAV）

F：愛沙尼亞成功轉型成數碼社會的要訣在那裡？

S：任何地方要轉型成數碼社會，我認為都有幾個條件要足。首先是一個有遠見的政府，如果政府轉型的意向和拋開一些無用的傳統思維，那一切都不會改變。愛沙尼亞從1991年獨立以來，政府就一直銳意革新，去嘗試一些新的事物，也不要害怕去學習別人，像我們的智能身分證就是基於芬蘭的版本而成。

第二，要有足夠的數碼基建設施，它們是數碼社會的基礎。例如愛沙尼亞從2001年就開始應用一款叫「X-Road」的軟件系統，它允許政府和私人機構交換數據。在這系統的幫助下，每年我們可以節省大量工作時間。

另外，市民不用提交重複的資料和數據，因為我們的eID是同時充當物理和網絡的身分認證，這使市民可以很有效地使用政府的各種智能服務。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環 – 信任，而要獲得市民的信用，一切就必須為透明、誠實和安全的。當政府想要為市民提供智能服務時，第一時間永遠要考慮到私隱和網絡安全問題。

F：當愛沙尼亞要應用一些新出現的科技時，最大的挑戰是甚麼？

S：我認為最大的挑戰是怎樣找到這些科技使用的最佳用途。2012年，當我們利用區塊鏈技術來提升數據安全，現在我們開始把AI應用到公共領域來提升效率，但不是那種科技流行就採用那種，因為長遠來說不是每一種科技都會適用。

另外，有些挑戰是每個地方都會遇到的，例如如何提供一個對科技發展友善的法律環境。愛沙尼亞的法律環境是比較科技中立的，這讓我們可以在測試和應用新的技術的時候不用作出太大的改變。

相反，如果沒有一個對科技寬鬆的環境，那技術開發者可能會面對更高的開發成本，而使用者在使用新技術的時候也會非常不方便。

F：Digital 9 是個怎樣的計劃？

S：Digital 9就像一個俱樂部，裡面聚滿很多野心勃勃，想要轉型為智能社會的成員。基本上裡面會有一些比較活躍的國家在分享最好和最壞的社會智能化方案。

最開始是由英國在2014年成立，其他創始國還包括愛沙尼亞、以色列、新西蘭和南韓。後來再加入一些成員，如加拿大和烏拉圭，最近加入的是墨西哥和葡萄牙，並將會迎來現階段最後一位成員——丹麥。其後，擴張的步伐會稍停，然後將焦點放回我們的共同目標上。在這俱樂部裡面每個成員都以非常開放的態度分享他們社會智能化的經驗，所以每位成員都獲得了非常實用的資訊。

F：對其他想要緊貼社會智能化的地方有什麼意見？

S：不要盲目的追逐潮流，把你的焦點放在如何讓科技為你服務。想想需要改變什麼，然後找出正確的改變方法。記住，你的目標不是將社會變得智能。

F：香港可以向愛沙尼亞學習什麼？

S：實際上我在之前從沒來過香港，我還想在香港這裡學到點什麼。我想在愛沙尼亞我們做對了一些事情，特別是在公私營合作上。我覺得在製定社會智能化的方案時，只有所有人都參與其中，才能確保我們為之奮鬥的道路足夠全面。